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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只想弹巴赫

罗芊

《花火》杂志在线阅读 已更新至2020年6月B

朱晓玫在巴黎有一处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来的,50平方米不到。家里东西很少,就是书、钢琴、桌子椅子、一张床。坐在钢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国梧桐,树的后边,塞纳河缓缓流过。

她今年70岁了,没结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了近30年。每天7点起来,吃早饭,练4小时琴,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因为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电话有时接得到有时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便打电话到她朋友那里,问她的近况。

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在此之前,朱晓玫是谁?在中国,即使是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都罕有人知晓。

在那些默默练琴的岁月里,她凭借600多场音乐会获得了欧洲的礼遇和尊重。她在法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校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拥有教职。随意走进一家巴黎街头的CD店,她的唱片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她打电话给剧院总机时,接线员常常会说:“你好,晓玫,我认得你的声音。”

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费加罗报》也说,她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却又那样谦逊和充满深度——这两种品质在当今世界太稀缺了。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原这样形容她的人生——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调为人、她的苦难经历和她的非凡成就,确实很励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

可故事的后半段,在这个名字被人知晓后,生活变得吵闹,很多吹捧夹杂其中,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签名、照相,她觉得“苦不堪言”。也正应了盛原说的那句话:“你本以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还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

刘苏娴是一位年轻的华人钢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20个区每个区都有音乐院校,有些区甚至有两三所,非常饱和,能从这里脱颖而出,真的太牛了。”

这里的观众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难搞”——法国人清高、优越感很强,你太炫技了,他们觉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过于简单的作品,他们觉得你技术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够出色,在台上还得有气质,那个气质就是法国人都喜欢的那种气质,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不动声色,但是下面的人都“疯”了。

朱晓玫是不动声色的。她从来不穿晚礼服,只穿面料很舒适的服装,纯色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刘苏娴听她现场的演奏,“那种气质,更像个学者”。旅法钢琴家鲍释贤也说:“她弹琴没有任何炫耀的成分,没有大的动作,完全没有自我英雄主义。”

在巴黎,来听音乐会的是什么人往往证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场受到“圈内”认可的音乐会,比较好的位置,将会坐着一片白头发的人,他们是听了一辈子音乐会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乐审美。而朱晓玫的音乐会现场,总是能看到那片白头发。

像水一样

朱晓玫很少弹李斯特或者拉赫瑪尼诺夫这种华丽的乐曲,她弹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顿、贝多芬等德奥系严肃艰涩的大曲。其中巴赫是弹得最多的,仅《哥德堡变奏曲》她就演奏过250多场。

这可以称得上是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它隐藏着大量技术“暗礁”,原本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创作的,到了钢琴上却要在一个键盘上演奏,两只手需要不断穿梭,“虽然只有两只手,但是要弹出5个人在说话的感觉”。

巴赫生于巴洛克艺术的鼎盛期,他的音乐声部很多,结构感又强。乐评人田艺苗形容,巴赫的音乐有数学的“绝对美”,让我们懂得了规则和秩序,他的作品,一个音都不能改,就像逻辑缜密的欧洲大型建筑,如果弹得不好,一点也不美。

在欧洲,朱晓玫演奏会的门票提前半年便会售空。米歇尔·莫拉是一位法国的企业家和乐评人,因为听音乐会成了朱晓玫的乐迷,认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为止,米歇尔听过朱晓玫500多场演奏会,他能感觉到朱晓玫演奏巴赫时的“那种能量”,就像中国的书法,沿着一条线,沿着一个方向,“我看见了这条线,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国女性怎么能将巴赫演奏得那样好,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的版本,不像古尔德版本那样有机械的火花,而是“像水一样,纯粹又自然”。

巴赫是需要时间的艺术。40岁之前,朱晓玫几乎没什么办音乐会的机会,“这是坏处,也是好处”,这样她才有时间去钻研巴赫。现在听别人弹《哥德堡变奏曲》,她一下就能听出到没到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

河流的秘密

朱晓玫有一本自传,名叫《河流与她的秘密》,“河流”一词源于朱晓玫对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语中有“溪流”之意,水周而复始地流逝,无所而不往。田艺苗初听她弹的巴赫,“青翠欲滴,原来有生命的声音是这样的”,知道她的人生经历后,更觉得“慈悲高洁,还能听见珍贵的真挚、执着与坦荡”。

朱晓玫生于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刚出生没多久,家里便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父亲原本是医生,母亲原本是个富家小姐,父母结婚时,婚房买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是一栋复式公寓,因为外公做进出口贸易生意,母亲会弹钢琴,知道罗浮宫里最好的画。

1950年夏天,朱晓玫随父母投奔亲戚移居北京。他们住在挤了11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尽管拮据,母亲还是送她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念书。她自愿一天练琴10小时,那时的她喜欢李斯特、贝多芬,至于巴赫,太艰涩了,总是被她留到最后。

朱晓玫的20岁到30岁——一位钢琴家最好的时光,几乎都是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张家口冬天的气温时常在零下20摄氏度,房间像一个石头砌的冰箱,弹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亲偷偷将钢琴寄过来,用音乐老师潘一鸣教她的方法,弹巴赫的复调音乐取暖,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的同时,另一只手得去弹其他声部,一撑一压,手指自然就暖和起来了。

1980年,朱晓玫已经过30岁了,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她在自传中写下:“生活给了我什么?我3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看看还能走多远。我知道参加国际比赛已经太晚了,但那又怎样?钢琴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的世界。”

然而,现在回忆起来美国的6年是一趟十分幻灭的旅程。首先是生存问题,她在一户富人家做家庭清洁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于聚会众多,每次清洗完盘子都临近午夜,还得清理游泳池。居无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最难过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渗进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弹了吧,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巴赫和贝多芬的乐谱闻起来都是一股酱油味”。

努力了3年,她终于获得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文凭,可依然得不到演出的机会。她感到自己与这里开放外向的文化氛围不合,时常陷入沮丧。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法国,“那个对艺术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顺遂起来。

在法国,她租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她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朋友,米歇尔·莫拉说起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次“借琴”。刚到巴黎时,朱晓玫买不起钢琴,总是去朋友家借琴练习,一次她找不到琴练,试着给米歇尔拨去电话,不到半小时,米歇尔便送来了自己家的钥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会议匆匆赶来,“因为钢琴家比什么都重要”。

1989年,朱晓玫40岁了,终于在塞纳河边的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许多邻居买票来听,她这才知道,因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会悄悄躲在家里听她练琴。此后,她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请演出,在科隆剧院、香榭丽舍剧院都办过独奏会,她的唱片总是被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 5)、超强(ffff)。《费加罗报》曾这样写道:“请一定要去听朱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样纯净无邪。”

总是有巴赫

和大众设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晓玫从来不觉得自己辛苦,她觉得自己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快乐。“我最幸运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音乐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练习,希望用一只手弹出5只手的声音。

比起痛苦,朱晓玫更愿意谈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过她的部分。尽管生在一个艰难的年代,她还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母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不太会逼迫孩子弹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务,是擦拭钢琴。在朱晓玫3岁时,母亲便把钢琴从上海运到北京,那是一架英国钢琴,象牙色的琴键泛着光,手指摁下去,琴键的低音区听起来像一条龙,高音区则像一只鸟。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艰辛,母亲一点一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却始终没有卖掉钢琴,因为“晓玫弹它”。

朱晓玫还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首钢琴曲是母亲弹的舒曼的《梦幻曲》,那是一个暴雨夜,母女俩点着小灯笼,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开阔了起来。

她还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潘一鸣。自己的手比正常人的还要小一点儿,潘一鸣老师第一堂课便发现了这一点,就鼓励她,“某些情况下小手会创造奇迹”。

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的课上有许多比喻,令人放松。他会让大家感受琴键的触感,大拇指放松,所有手指才能放松,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用猫爪子去抚摸琴键。

他还带学生到山上去,一起看书,读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他会教你,音乐是有颜色的。

细细想来,命运出现转机时好像总是有巴赫。

在光秃荒芜的中国农场,巴赫的乐曲不仅温暖了朱晓玫的手指,还温暖了她的心灵。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甚至开玩笑,应该在药店里卖巴赫的CD,比什么“百忧解”都好用。巴赫带给人的是平和。

在美国时,朱晓玫需要借用别人的钢琴练习,才能申请到学校,每次练琴,都要看主人脸色。直到有一天,她弹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主人安静下来,什么都不说了,于是她每天都花6小时来练习这首曲子。每次弹奏,朱晓玫都觉得这支曲子来自寂静,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

过去这些年,她举办了超过600场个人独奏会,她告诉记者,其中有两场做到了“忘我”,弹的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剧场不存在了,观众也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樂直接冲向观众。那种忽然安静的,空气都凝固了的感觉,能量真是不得了。”

她在美国时虽然过得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这位教授师从20世纪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

每次录完曲子,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开汽车时放了她的录音,问她,你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

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的音乐,要献给我们这一代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

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刻,她感受到了同辈的支持。

莫扎特的曲子

朱晓玫在巴黎的家距离罗浮宫只有10分钟路程,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

朱晓玫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

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这个评价多好。”

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惊,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岁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

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有时候她弹到自己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就说明你无法进步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

朱晓玫的许多同学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的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

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

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音乐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热爱生活,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停云摘自《人物》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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