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花的

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万。这是2000年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我做一个类比,世界上目前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能坐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条新闻说有架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惊天大新闻。那这1200万,就意味着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痛的是,其实这1200万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了。这个预防靠什么呢?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万儿童打不上疫苗。从需方来说,这3000万个孩子分布在世界上最贫穷的80个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的疫苗体系非常落后。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必须储存在2到8摄氏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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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盖茨

我采访过一个一线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座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不想翻这座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会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问题。”所以,虽然很多孩子有需求,但很难把疫苗送到他们身边。再看供方。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

谁愿意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这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困境。这个数字也是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与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元,所以当GAVI成立的时候,很多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特别兴奋,“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说能捐5000万。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是7.5亿美元。当时公共卫生界“喜大普奔”。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确实改变了全球的健康状况。盖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所以你们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们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欣然答应。GAVI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五联苗在私营市场上大概是100美元的价格,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元。然后GAVI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80个国家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考量。通过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为3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疫苗;一般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经济水平排在前列的国家,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

在2000年之后,中国西部的14个省份得益于GAVI的捐赠。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因为我们的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强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提到的冷链问题,它很麻烦。要是在城市里,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怎么办?所以盖茨又做了一项捐赠,他在西雅图成立了Global Good公司,这个公司召集了一批科学家,去研究这些巨大的挑战。结果科学家们还真有了一个方案,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中国科学家郭自红就跑到青岛,找到制冷企业澳柯玛,问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做了一年,终于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了,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单靠物理的隔热,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并且长达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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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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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运输中的制冷设备

还有前面我讲的大鸿沟,你们说盖茨会出钱,的确,出了7.5亿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80个国家啊,个人再有钱,对这样大的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他到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世界首富去要钱?其实原因很简单,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用上了疫苗,根据测算,其中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盖茨怎么花钱,总结一下,有3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刚才讲的那个制冷设备。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这大概占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疫苗。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即,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平台去建立联系,让有需要的人能用上这个产品。这大概占到我们1/2的投入。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盖茨要钱的举动,我们叫作“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建立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以这就是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我们把它叫作催化式慈善。

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在2000年,他还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当时盖茨举了疟疾的例子。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疟疾袭扰,2亿人得病,有50万人死亡,其中70%是孩子。在疟疾这个领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对它做研发投入的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结束,这个研发项目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后来我们开始投入5亿美元做相关研发。大家觉得钱可能挺多的,但是我们做一项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是多少?20亿美元。所以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

有一个记者曾问:“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样被记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孙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记者追问:“为什么?”

他说:“我现在致力去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什么疟疾、河盲病、象腿病等等,它们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问,什么是疟疾?那样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句话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文章摘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的演讲,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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