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标准

《花火》杂志在线阅读 已更新至2020年6月B

文学到底有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有一个文学奖评委说得很有意思:“当你遇到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时,你心知肚明,这时候所有的标准都无效了。”

这个答案让我想到1964年,在判断一部放映的电影是否属于淫秽片的时候,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判决书里写了一番关于淫秽标准非常经典的话:“我可能永远没有能力说出硬核淫秽品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当我看到它,我就知道它是。”

好的文学到底有没有标准?

豆瓣社区有个叫作“烂书通缉令”的小组,大家吐槽自己看过的烂书,入选的作家包括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王小波、布鲁诺·舒尔茨(我个人非常喜欢,甚至觉得他的有些作品超越了卡夫卡的),入选的原因经常是“就是不喜欢”“没有共鸣”。

我其实也能理解这些发言者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审美很私人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几年泛滥的“带货”逻辑。我前几天还看到某个出版社在直播平台上以直播卖口红的方式卖书,“美眉们买它买它”,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造势下,自然人人都是消费者心态,觉得不合自己心意就可以打差评。

作家本人,更是在霸凌同行的道路上走在一线的人,是文学鄙视链的始作俑者。

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就曾经在个人回忆录里写自己得了毛姆文学奖,有四百英镑的奖金。她专门写信感谢毛姆,毛姆回信说:“不用谢,我没看过你的东西,没人给我写过感谢信,你肯定经常为了讨生活写这种信吧。”

三岛由纪夫去拜访太宰治,认真地看着太宰治的脸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

太宰治像是被人捅了一下,自言自语说:“你虽然这样说,但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吧。”

真正刻薄的是三岛由纪夫在文章里的冷笑——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绝不会说:“可你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

马克·吐温是简·奥斯汀的著名“黑粉”,他说:“没有简·奥斯汀的图书馆就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图书馆。”“每次我读《傲慢与偏见》,都想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用她自己的骨头砸在她的骷髅上。”

诺奖诗人米沃什骂波伏娃:“我尊重那些捍卫妇女权利的女性。但是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于下一场时髦知识的拿捏,这个下流、让人讨厌的母夜叉。”

作家的宇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构造的(很多男性艺术家的宇宙是以自己的荷尔蒙为中心构造的),也没有什么社会通用的东西可以衡量彼此的水准。一个年收入五百万的人不会嘲笑一个年收入一千万的人穷,但是一个一本书卖了一万册的作家有充足的底气讽刺一个畅销书作家——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恰恰是文学美妙的地方。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潜台词其实是说文人小心眼,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嘴炮,活得失败却自尊心爆棚。

我有一个所从事行业和文化毫不相关的朋友说:“文人相轻,都是因为穷,没有共同利益。”在他看来,巨大的利益能让两个互相看不上的人笑眯眯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谈事。

但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科学家质疑同行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却没有人说“科学家相轻”,仅仅是因为围观群众看不懂他们在吵什么。

其实作家之间的批评有时也极其专业,是在巨大共识的前提下,对细微之处的争议(比如诗人布罗茨基批评诗人庞德)。有时这些争辩的细致程度不亚于自然科学,但围观者只记住了“×××说×××写的是一坨狗屎”。

我爱看作家之间的刻薄嘴仗,文学史上著名的争论带给我的乐趣不亚于读文学本身,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些争论总是没有结果的,其过程远比输赢有价值。

但渐渐地,我发现最近几年面对这种“争议”,参与者和观众都更重视结果,于是关于文学的争论变成了比大小和评职称,试图把“奖项”和“主流认可”当作文学水平的证明,把某个著名人物的加持和背书当作“肉品合格戳”,按两方的亲友团点赞数和粉丝支持率来判定胜负——这实在是无聊至极的事。

更何况,时间是一个让鄙视链失效的东西,时间会让大家都成为输家。

布罗茨基批评庞德,但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处离得很近。

米兰·昆德拉在《无知》当中写斯特拉文斯基和勛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但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收音机。

“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以更漫长的时间线来看,未来是一条无知、残忍、不留情面的大河,当文学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模样,会有更多的作家在漂流中尴尬相遇,到那时,谁短暂地赢过一次,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蒋方舟的跋涉”,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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